二、

这是二十年前的我，写给二十年后的我的。我完全想起来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又拖了五年。也许，孟老师自己也忘了，直到最近才寄出来的吧。

孟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瘦的语文老师，现在想想，这个身材可能影响了她 的家庭生活，不然她也不会对班上的男生那么的凶暴。她最擅长的惩罚， 就是给男生扎小辫子，然后让他们在教室前罚站。我当时是个好孩子，总 是能看到另一些倔强的小孩受屈辱的过程，然后幸灾乐祸地暗地偷笑。不 过，好像后来大家也就无所谓了。

好孩子也有好孩子的不幸。那时班里有一个小个子男生，孙立鸣，可能有 些先天的小儿多动症，因此老是遭到老师的批评。因为我们家和他们家住 得近，于是，这位孟老师就常常让我给他们家家长捎口信，说什么今天孙 立鸣上课又做小动作了，今天孙立鸣的作业又没有完成了，孙立鸣今天又 和女生打架啦，等等等等。每每这个时候，我幸福的童年就蒙上阴影，直 到现在仍然心有戚戚。因为这个时候我不仅要应付孙立鸣父母的不耐烦， 还要应付孙立鸣的讨价还价和威胁，还要应付自己良心的谴责，虽然我很 小，可是，的确，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许多为好人安排的职业，就是这 样的命运。

不然，当那天孟老师把我还有几个好同学叫到办公室时，我也不会写“十 五年后的刘欣，你还记得我吗？”这样无聊的话。还记得那天挺冷（所有 小时候的冬天，仿佛都挺冷的），我刚刚在操场和大家跑完步，正在熙熙 攘攘的教室走廊上往回走，突然被孟老师叫住了，“刘欣，杨帆，还有陈 小鹿，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那时候好孩子被老师叫到办公室，是一件莫大的荣誉，我顺从地和那两位 女生走了过去，心里非常高兴。这样的童真，想必的确很动人。一进门， 就看见其他班的好几位好同学也在那里，大家在办公室里挤了挤，又等了 一会儿，我趁机悄悄地偷看了一下桌上语文期中考试的卷子，王庆东86 分。

这时孟老师进来了，板着脸说了一通，说是区里正在各个学校开展早日实 现四个现代化的活动，其中一项就是要我们这些好学生，把自己的理想写 在纸上，然后等到2000年那一天，大家再一 起庆祝理想的实现。说完，孟老师给我们一人发了一张纸，就是我手头的 这张，让我们当场就写下来。

这样的东西对小学生来说实在是家常便饭。有人说要当老师，有人说要当 解放军，心高一点的就说要当科学家，没有人想到要说当政治家，那时候 政治还不属于选择的范围，企业家更不过是个体户／无业游民的命运，和 理想是无关的。说心里话，那时的我就想当歌星。每天上学下学，我总是 偷偷一个人走，就是为了练好陈琳的《酒干倘卖无》。当然，我是不会写 到纸上的。可是，我又不愿写那些老师、科学家之类的东西，我不想被人 支配，而且，我根本就是要做歌星的。

2000年，那时的我二十六岁，和爸爸差不多 大，比邻居家的伟伟还要大了，嘻嘻，已经是个大人了。那时的我，会怎 么样呢？我还认得出认不出呢？肯定不会像伟伟那样一天到晚打牌。那时 候的我，又到底还认不认识我呢？

想到这里，我就在纸上写道：“十五年后的刘欣，你还记得我吗？1985.12.8 。”

我的手还是有点冷，写起字来很费劲。那时的冬天，确实冷。

我是跟着大家一起交卷的，孟老师一张一张的收起来，放在一个信封里。 走出办公室，我就后悔了。被老师看见了，一定要挨骂了。她会不会从此 就不喜欢我了呢？